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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交大刘西拉 陈陈 刘西拉和涛哥

    2015上海市教书育人楷模表彰大会昨天举行。上海交通大学刘西拉老师被评为上海市教书育人楷模。刘西拉教授曾为交大新闻网“学者笔谈”栏目撰写文章,阐述他的为师、为学之道。下面让我们一起来领略这位教育楷模的风范。

    刘西拉:对教师最重要的评价来自学生

    教育:神圣的事业

      我成长在一个教师家庭,我的父亲曾是中国药科大学的终身教授。在他的会客间里至今挂着赵朴初先生赠给他的陶行知先生的名言:“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在我心中,教师是神圣的,讲台是神圣的。我以为,对一个教师的最重要的评价是来自学生,而老师最大的喜悦就是教育出一批能为自己民族的强盛奉献终身的学生。所以,我十分珍视教学,视教学为生命。

      2006320日,我父亲病重在南京鼓楼医院的重症监护室抢救。为了第二天给交大的学生上课,我20日晚依依不舍地离开危在旦夕的父亲,赶回上海。我当时唯一的期望是,上完课就立即回到父亲身边,要陪伴他走完他生命最后的一段。321日一早,我一如既往地站在闵行的讲台上给学生上课,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给本科生上完两节“土木工程概论”,又接着给研究生上两节“计算结构力学”。就在上午第三小节课快结束时,我的手机开始不断地振动,我预感到不幸。往常我在课间是不休息的,这次我破例休息了十分钟。休息时,一个人到楼道上看到一连串弟弟发来的短信,父亲的血压一直在降,最后就病故在这课间休息的十分钟时间内。弟弟最后的短信说,他会代我亲吻亲爱的父亲!我的心情十分悲痛!我几乎没有能力再回到教室了,我犹豫自己还能不能把课上完……最后,我还是回到了这个神圣的讲台,把这十分钟发生的所有情况告诉了学生。课堂里一个女生发出惊叹,几乎撕裂了我的心,全班随之鸦雀无声。我强忍着眼泪对学生说了这么几句话:“我的父亲也是一名教师,我非常非常遗憾在他最后的时刻,不能在他的身边!我相信他会原谅我的,因为他知道,我在上课。同学们,你们知道吗?讲台是一个多么神圣的地方!教师是一个多么神圣的职业!‘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希望你们中间的有志青年也选择教师这个职业。”“现在继续上课……”

    专业教学:思想教育的载体

      我不是一位思政教师,但和许多专业课老师的观点是一样的,那就是: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培养有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新一代是关系我国前途的一件大事,也是大学教育“最重要”的内容。现在的学生讲物质的东西多了,讲精神的内容少了。这似乎成了一个趋势。我长期接触学生,觉得年轻一代是单纯的,是有一腔热血的。但问题是:为什么这股热血没有变成他们应有的非常好的精神状态?

      十三年来我教授的“土木工程概论”是学生很喜欢的课程。课程面对的是一批完全没有土木工程概念的学生,但这门课对他们一辈子从事土木专业却事关重大。多年的实践效果是我原先未曾估计到的。没有想到每一次讲课都是以学生热烈的掌声结束,也没有想到许多同学会在听我课时流下眼泪。现在这门课是上海市精品课,许多学校,包括清华、同济每年都邀请我去讲授有关内容。这门课表面上看是土木工程专业的启蒙,但内涵的主线是要从思想教育的高度来唤起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因为,我国正在从事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基本建设,又面临着各技术强国纷纷参与我国市场的激烈竞争。我们需要大量的土木工程技术人才,但土木工程的工作环境相对艰苦,收入并不高。这就需要有大量的事例来颂扬这个专业和颂扬为此专业奉献的人,从而激发学生的专业热情。每当学期结束,在批阅学生们写的学习心得时,我几乎爱不释手、彻夜不眠。我也没有想到,听过这门课后有那么多同学直到现在还和我保持着联系。

      我觉得,学校的思想教育工作不能全是思政老师的事,专业课程的教学也应该同时是思想教育的载体。现在是开放的环境,不能仅靠封闭环境下那种“灌输”的思想教育方法,一定要从时间、空间上尽量扩大学生的视野,让学生从各种活生生的经历中悟出做人做事的道理。我期望大家能共同努力“加强思想教育的意识,寻找思想教育的载体,减少思想教育的痕迹”。

    教学改革:不搞“克隆”

      我国高等工程教育“顶层设计”的基本思路还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前苏联的一套,其特点是“非常专业化”,在国际上称之为“第三代工程师”的教育模式。现在受教育的应该属于“第六代工程师”,他们应该在系统工程、学科交叉和信息全球化方面有质的飞跃,但是我们现在的专业教育,从课程设置和教材内容上看,还基本上是前苏联的一套。与此同时,我们又不注意“底层”上的实践,不注意总结我们自己的经验和特色。我们喜欢“统一”,教材要“全国统编”,名师评定标准要大家一致。

      一流大学的教学不应该“克隆”,应该允许大家通过自己的实践和摸索,潜心积累,逐渐形成各家独特的风格,用不同的体现新时代精神的教学理念。我现在听别人谈“教学改革”,很注意是看他们在课堂教学上有没有涉及到两个要点:第一,是不是从“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回到“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是不是重视“个性”?第二,是不是把教育的重心从“知识传递”过渡到“能力建设”?是不是重视“能力”?我认为这两点是目前教学改革的关键。

      我国两千多年的教育史上,原来一直是私塾教育,充分重视学生“个性”,按学生的个性制定教育计划。这样培养的成功率高,但效率不高。后来我们学西方搞班级教育,在一个固定的时间地点由固定的教师上课,现在再加上全国统编教材,这样效率高了,但成功率不一定高,因为学生的个性照顾不够。国际教育界一致的看法是:新世纪的教育应该回到“以学生为中心”。但我们必须承认,在目前的信息传递水平下,我们还不能普遍摆脱“班级”的教育形式。那么,如何在班级的形式下照顾学生的个性?这就是“前沿”。这里包括:老师如何在课堂上采取交互式的授课方式?老师如何准备提问的教学笔记?老师如何用最快的办法和学生在课堂上交流?如何加强对训练助教和学生都非常有效的“习题课”?

      21世纪信息技术的发展引起了新一轮的工业革命,一味地靠传递知识是不可能教好学生的。教育的重心必须转到能力建设上来。这就是中国古代所说的“授人以渔”的问题。我们考查教学的效果不是看老师在课堂上“”了多少内容,而是看这门课结束以后学生真正学会了什么?看学生毕业后能否根据学过的知识“举一反三”的能力?这些年我们在课堂教学上按“教一、做二、考三”来逐步提高难度就是一种提高学生能力的方法。我们不搞那些“教三、做二、考一”使大家都“happy”的教学,我们甚至要顶着一些压力来坚持我们的原则。我希望看到的是,当学生毕业后,回答他们在交大印象最深、获益最大的课程时,他们会提到我们。

     科学研究:工程领域的特色

      现在有关大学教育的讨论中,从一些重要的讲话到一些优秀案例的介绍都集中在“科学家”身上,这有一定的片面性。钱学森先生的老师冯·卡门说过:科学家是在发现一个已经存在的世界,而工程师是创造一个从来没有的世界。科学家的工作主要是受到自然规律的约束;而工程师的工作不仅受到自然规律的约束,还要受到社会规律的约束。对科学家要强调“原创”,但是对工程师就不一定,工程可以是“革新”,可以是原有技术的“集成”,也可以是其它领域技术的“移植”,但是工程必须“应用”。所以对工程师来说,不是强调“大胆怀疑”就可以解决问题的。一个科学家进行了100次实验,前99次都失败,最后一次成功了,那他是一个成功的科学家,但是对一个工程师来说,99个工程都成功了,最后一次失败了,那他可能会进监狱。这就是工程师对错误的“零容忍”,工程师的责任太大了!所以,我以为在工程教育中不能仅仅强调创造能力,更重要的是适应能力和合作能力。如果后两种能力不行,他的创造能力等于零,甚至是负号!

      我们都期盼着我们国家多出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似乎这是中国科技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其实,诺贝尔奖金在科技界是颁发给除数学外的基础科学,并不包括工程技术领域。在我们渴望基础科学的重大突破时应该认识到:在工程技术领域中国已经具备了超越西方的条件。任何工程技术的科研成就必然依靠工程发展的背景。中国目前正在从事涉及到十三亿人口城镇化的建设,这与信息技术带来的新一轮工业革命等同,是整个二十一世纪地球上最重要的两件事之一。我们喜欢讲“高科技”,认为那是“朝阳”,但是什么是“高科技”的明确定义?似乎不清楚。我们不喜欢谈“传统工程领域”,认为那是“夕阳”,但是不明白国家要建立自己独立的工业体系不可能离开这些“传统”领域的建设。为什么我们不能把“高科技”的发展和建立强大的工业体系这个“载体”结合起来呢?若能这样,我们的“高科技”和传统领域都能达到国际领先的地位。当今,上海的“振华重工”击败了日本,承包了美国旧金山的新海湾大桥的全部钢结构制作,并成为该领域国际规范的制订者就是辉煌的一例。

      工程领域的科学研究者总是盯住工程实际中提出的问题。许多问题的解决当然是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去做,但是只有把眼睛紧紧盯住现实世界,这才会超越前人。在工程领域不乏一些求数量的人,他们的力量很大,产量很高,但是如果分析一下这众多的论文,多存在两个问题:一是许多内容相互重复,二是缺乏真实的工程数据论证。

      工程领域和基础科学一样,都有一些“权威”,大家对“权威”的评价其实是看他们在本领域的作用,而不是看他的头衔。有的人在本领域稍微沉默一段以后,大家都会打听他,很想知道他最近在做什么。当大家听了他的大会报告后,就会说“啊,其它的大会报告可以不用听了”,这就是权威。当然,也有一些“权威”,他们经常到处做报告,用的都是讲了好几年的(或是别人那里拷贝来的)PPT;还有一些“权威”一直在讲“新潮流”,当你发现他讲错了再提醒他时,他说“这个内容我已经不搞了”,原来从开始就没弄懂。

      工程领域的重要科研成果表达应该是简明的。我在美国学习时的指导教授告诉我,“复杂的表达一定是丢失了什么东西”。所以,我认为把一个复杂的问题简明的表达是高水平,反之是低水平。这位指导教授还告诉我说,“简明是工程的艺术”。我认为“简明”并不简单,这需要更深刻的思维。过于复杂的表达在工程界等于“自杀”。

      教学和科研是教师的双翼,缺一不可。长期搞科研的人员从事教学是很必要的,可以把长期紊乱的思路缕清,对下一步继续科研极有益处。长期不搞科研的教学会失去活力,不但会把活生生的内容教死,还会把原来“立体”的启示教成“平面”的教条。一个教师不脱离教学和科研,就是不脱离“第一线”,那整个生活和工作就会变得踏实。

      六十年前,我初中的班主任曾经推荐我们看一本书,叫《古丽娅的道路》,其中有一句话,“让生命燃烧,而不是冒烟”。六十年来,这句话逐渐成了我的座右铭。老师,不但自己要燃烧,还要点燃学生心中的火焰。

    人物小传

      刘西拉,上海交通大学船舶海洋与建筑工程学院土木工程系教授。1963年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1965年清华大学研究生毕业,1985年获美国普渡大学博士学位。19982000年任上海交大建工与力学学院副院长兼土木与建筑工程系主任。

      现任世界工程组织联合会(WFEO)执行委员、国家代表,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工程组织联合会(FEIAP)执行委员,中国土木工程学会外事工作委员会主任,国家一级结构工程师,英国皇家特许结构工程师。

      主要研究工作包括:钢筋混凝土结构基本理论、土木工程中的知识系统、结构的安全性和耐久性研究等。1985年获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结构科研奖。1994年被国家科委任命为国家攀登计划“重大土木与水利工程安全性与耐久性的基础研究”首席科学家。1998年被美国佛罗里达大学授予“Rinker杰出学者”称号。1999年当选为英国结构工程师学会副主席。1999年获法国帕斯卡大学名誉博士学位。1989年被评为北京市优秀教师,2006年被评为“上海教学名师”,两次获上海交大“最受学生欢迎的教师奖”。

      负责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结构工程学科发展战略”(1991)和“工程学科发展战略研究报告”(1999)的起草。2004年任中国科协“2020年的中国工程技术发展研究”主报告的第一起草人。2006年以来被中国土木工程学会聘为撰写《20062007年土木工程学科发展报告》《20082009年土木工程学科发展报告》的首席科学家。

    问:大学生活什么样?

    罗川:进入大学的第一天,系主任刘西拉教授跟同学们见面。刘西拉教授是个传奇,除了学术上的成就之外(中国土木工程学会副秘书长,英国结构工程师学会副主席,第九届全国政协常委),他还是一位小提琴家。当然,他的太太比他还牛,毕业的时候有清华电力工程和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的双学位。

     

    刘西拉老师积极倡导计算机技术与土木工程的结合,当时工程计算普遍采用FORTRAN,但他要求学生还要学,并且自己教授C语言。他是希望同学们不仅把计算机当作工具,更要把计算机当作改变世界的力量。在刘老师的启发下,研究生的时候,我选择的方向就是数据库在土木工程中的应用这个方向,从这里走入了信息技术的发展方向。

     

    问:读书、恋爱、社团(兴趣)、实习、创业、寒暑假期、锻炼身体,请你按重要程度排序,并阐述理由。

    罗川:在学校,学习当之无愧是第一重要的,第二个是锻炼身体。至于大学生创业,今天的中国,拥有了更友好的创业环境,资金更丰富,技术更普及,思想更开放,社会也更包容。不过我仍然不赞成大学生辍学创业,也不支持大部分同学在毕业之后就立刻创业。

     

    大多数人,包括我在内,即使再上一遍大学懵懵懂懂还是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所以还是趁着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的时候,让自己好好地去读书、去恋爱、去做一些更有意思的事。吴晓波讲,大学生没钱谈恋爱、没钱发展兴趣的时候,要敢于问银行借钱。现在的社会更加商业化,的确有很多东西,需要资金来支持,敢于借钱,在40岁之前,家庭负债比例达到60%都没问题。我很赞同这个理念。

     

    我不太爱锻炼,不过宿舍里有两位体育狂人,每天一听到那个广播“走出教室,走出宿舍,去参加体育锻炼,争取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就管三七二一,拉着我去锻炼。锻炼的习惯就是那个时候养成的,到现在也仍然坚持。每个星期至少游两次,每次游1000米。

     

    从二年级开始,我也开始参加学生社团活动,做过学校广播台的学生台长,还担任过辅导员。这些事情挺好的,对于提升社交能力和培养领导力都有绝对的帮助。

     

    问:回想大学生活,大学生活给你们留下的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最大的遗憾是什么?

    罗川:大学的第一天,系主任刘西拉教授跟我们谈话。他那个时候已经47岁了,刚刚才提了正教授。现在的同学对文革已经缺乏直观的感受了,刘老师那一代人,被耽误得很严重。生活就是活着,学术荒废好些年,知识分子还要承受更多精神上的痛苦。刘教授和他太太在普渡大学拿到博士学位的时候,都已经过了40岁。这么个知识分子。他对我们说:“人生里面会遇到很多困难,有时候困难大到你想不到,但是只要你把自己的命运和人民的命运,和千万老百姓的命运结合在一起,你就有生活下去和努力下去的勇气。”

     

    当时我把这句话记在笔记本上了。这么多年下来,我觉得这句话对我是最宝贵的。不管是生活还是创业,遇到的困难都比想的要大,而且越深入,越困难。

     

    问:如何面对人生的十字路口,如何做出正确的选择?比如就业的选择、转行的选择,辞职职的选择、创业的选择,每一次选择都是煎熬,每一次决定也都有舍弃,如何平衡内心的纠结?

    罗川:我觉得有个根本的问题,我们要问自己。每位同学也要问自己,就是创业到底为什么。如果是为了快速实现人生的致富目标,如果加上风险因素。从概率上来讲,创业的投资回报率并不高。尤其是没有社会经验的人去创业。如果不能回答这个问题,纠结就永远平衡不了。

     

     

    生物课上老师问:如何才能正确分辨章鱼的手和脚?学生答:放个屁给它闻,会捂住鼻子的就是手,其他的就是脚。全班皆倒。

     

    和女朋友吵架冷战了,我想和好她不理我,于是上午我给她支付宝转了520元,然后又转一个1314元。后来她发来一条信息:有诚意的话,一句话就不要分开两次说!

     

    50年前的清华大学,一个读土木的男生和一个学水利的男生喜欢上了同一个女生。后来女生嫁给了读土木的男生,他叫刘西拉,现任上海交通大学船舶海洋与建筑工程学院教授,兼任中国土木工程学会副秘书长,英国结构工程师学会副主席,第九届全国政协常委。女生叫陈陈,知名博士。而那个被踢掉的男生,他姓胡,名为锦涛。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涛哥都会失恋,何况我们...,七夕欢乐!

     

    现在的学生讲物质的东西多了,讲精神的内容少了。这似乎成了一个趋势。我长期接触学生,觉得年轻一代是单纯的,是有一腔热血的。但问题是:为什么这股热血没有变成他们应有的非常好的精神状态?

    对科学家要强调“原创”,但是对工程师就不一定,工程可以是“革新”,可以是原有技术的“集成”,也可以是其它领域技术的“移植”,但是工程必须“应用”。

    钱学森先生的老师冯·卡门说过:科学家是在发现一个已经存在的世界,而工程师是创造一个从来没有的世界。科学家的工作主要是受到自然规律的约束;而工程师的工作不仅受到自然规律的约束,还要受到社会规律的约束。

    指导教授告诉我,“复杂的表达一定是丢失了什么东西”。所以,我认为把一个复杂的问题简明的表达是高水平,反之是低水平。

    教学和科研是教师的双翼,缺一不可。长期搞科研的人员从事教学是很必要的, 对下一步继续科研极有益处。长期不搞科研的教学会失去活力, 

    我觉得,学校的思想教育工作不能全是思政老师的事,专业课程的教学也应该同时是思想教育的载体。

    刘西拉的老婆,陈陈,涛哥,夫人,妻子照片

     

    刘西拉,19401月生,山东人,出生于江苏南京。现任上海交通大学船舶海洋与建筑工程学院教授。1968年清华大学结构工程专业研究生毕业后,任国家建委西南建研所技术员、工程师。1981年至1985年为美国Purdue大学土木工程系研究生、副研究员。1986年后历任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1998年后历任上海交通大学建工与力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土木与建筑工程系主任,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主讲教授。兼任中国土木工程学会副秘书长,英国结构工程师学会副主席。是第九届全国政协常委。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交通大学土木工程系教授,上海交大“最受学生欢迎教师”;1978年荣获第一届全国科学大会奖,1985年获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的结构科研奖,被誉为美国工程界有突出贡献者。

     

      1957年,刘西拉大学毕业。分配的时候,他选择到四川,到基层锻炼。他们班有20多人,在填写分配志愿的时候,无一例外地都选择了外地,“没有人要求留在大城市。如果要写留在上海之类的地方,提起笔来是很沉重的。”

     

      他讲了一个故事。1997年是他那一届的清华校友毕业40周年。在40周年聚会上,有一位当时选择到新疆工作的同学,叫孙勤梧,已经整整有35年和大家失去了联系。后来一查,才知道他在新疆很偏远的一个地方的工程集团做了总工程师。收到大家的聚会邀请信后,他回复说:“收到你们的来信让我太高兴了。但是作为一个总工,我的收入不能支付我坐飞机的费用;如果坐火车来,我又没有那么多时间。”

     

      于是同学们一起,捐钱为孙勤梧买了往返的机票并送到他的办公桌上。收到机票的他忍不住热泪盈眶。聚会的时候,当满头白发的孙勤梧出现在大家面前时,大家都震惊了。当年的青涩少年已经满脸沧桑,已经完全看不见从前的影子。

     

      尽管他们那一届的同学中,担任国家级、省级要职的人不在少数,知名学者教授科学家也很多,但是晚宴的时候,晚宴最中间的那个桌子最中间的位置,没有一个人认为自己够资格坐在那个位置。后来刘西拉提议,让孙勤梧坐在中间。“因为我们当年都曾经承诺,要为祖国奉献青春,奉献一辈子,只有孙勤梧一个人真正做到了。因此,这份荣誉非他莫属。”其实,孙勤梧只是他们班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学生。

     

      刘西拉说,他们那一代人,基本都下到基层了。对于那个年代的人来说,他们的头脑中甚至没有想过要留在大城市。“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是那个时代最流行的口号。

     

      “我们那一代人。”听刘西拉老师描述他的同龄人的生活和理想,他们的选择,在今天的年轻人看来无法理解和想像,但正是这样一代人,成为了今天中国社会各界的中坚,包括全国政协委员刘西拉。

     

      搬运工刘西拉

      在成为政协委员之前,刘西拉在四川呆了13年。

     

      在四川呆的那13年很苦。除了刚开始的时候背水泥砌砖头之外,整整13年,刘西拉和妻子的单位相隔71里,每次都要骑3个半小时的自行车才能团聚。但是多年以后,刘西拉和老伴回忆起来,他们俩一生中学到东西最多、最宝贵的,就是他们在四川的13年。

     

      “我们那个时代的标准是,只要是国家需要,让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因此,尽管在清华大学学习了11年,读了很多书,刘西拉,那个时候他就已经读了很多关于混沌学的书,成为清华混沌学的“权威”,但是到了四川,他做的工作却不过是一个水泥搬运工和一个砌砖工人。

     

      一个学习土木工程的研究生去做搬运工,有没有不平衡?

     

      “没有。”西拉老师坚定地说,“我只是觉得,只要是国家需要,即便我是在背水泥,也是在为国家作贡献,也是一个有价值的人。”

     

      “这么多年来,您最有成就感的是什么?

     

      作为一位获得上海交大“最受学生欢迎的教师奖”获得者,把培养优秀学生作为重要目标的他,回答却出人预料,“就是在四川那13年,我们负责的工程获得了国家科学奖。”他说的这个奖是1978年第一届全国科学大会奖。

     

      “现在看来,下去是对的。”刘老师说。当年他从清华分到四川,刚开始的时候是在一个研究院里做类似研究员之类的职务。但是他当时的总工程师对他说,“我看你读了不少书,像你这样的,还是下基层去,了解实际情况,这样发展的空间更大一些。”

     

      总工的话对刘西拉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说,在我的一生中,对我影响比较大的几个老师中,总工就是其中一位。

     

      至今,“到基层去”仍然是刘西拉坚定不移的一个理念,并且,“越基层越好”。

     

      留学生刘西拉

     

      即便是在最艰苦的时候,他们夫妻俩也没有消极过,一直都很积极努力地工作、学习。

     

      经过刻苦的努力,1981年,刘西拉和妻子双双获得了公派自费出国的机会。一方面,这是为了夫妻团圆迫不得已采取的手段,更重要的原因,用刘西拉的话说,当时是“觉得应该出去看看”。

     

    刘西拉的老婆,陈陈,涛哥,夫人,妻子照片(2)

      刚到美国,刘西拉的论文就获得了1985年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的结构科研奖,被誉为美国工程界有突出贡献者。这个奖项据称是美国土木工程届的“诺贝尔奖”,颁奖的时候,在那里等着和他握手的人排了很长。据说,中国大陆人在美国获此大奖史无前例。

     

      但是,对于这段历史,刘西拉说得不多。只用了四年的时间,夫妻俩双双拿到了博士学位,毕业以后,他们不顾各种挽留的声音,没有任何犹豫就回国了。他们是1979年以后第一对留美博士夫妇。

     

      有了13年在基层的工作经验,在清华11年的理论学习,以及在美国4年的重新学习,刘西拉谈起自己的专业底气十足。在一次和美国土木工程界的权威理论的时候,他问对方:“作为一位土木工程师,你尝过水泥的味道吗?你砌过砖吗?”对方哑然。他接着说,我尝过水泥的味道,我也砌过砖。他一边说,一边顺手拿起旁边的砖头,很专业地把玩起来,俨然一位熟练的砖瓦匠把式。那位在别人眼里看来很傲慢的美国教授,却对刘西拉客气有加,刘老师略带“得意”地说,“这就是教授之间的谈话。就好像武林高手出招,你只要一开口,对方就知道你是属于什么水平。”

     

      这句话后面还隐藏了别的意思。普通人一开口,意思全明白了,但是专家一句话,后面隐藏了很多层意思,是有底蕴的。刘西拉说,这些都要依靠平时的积累,要有很深的内涵。“好文章不是数字的增加,而是思想深度的不断挖掘。”

     

      政协委员刘西拉

     

     

     

      在2007年“两会”上,刘西拉当着教育部部长周济的面,毫不客气地指出高校评估存在的不足。他的发言不仅仅是在简单地揭露问题,谈感想,他说话是有调查、有根据的,还都有具体的人和事。他发言的时候,声音很洪亮,慷慨激昂,很有力量感。

     

      “社会的发展总是要有一定的阶段的。但是要真正帮助我们的政府,不是简单地附和,说几句好话,而是要把社会最真实的情况传递给政府,给政府提供有借鉴意义的解决方案。”每一份提案,他都要很认真地做调查研究,其中一个关于教育质量的提案,他用了整整一年来做准备,动用了很多老教授,进行了大量的调研,形成了一份71页的调研报告。最后,这份报告受到主管教育的国务院有关领导的重视,作为决策参考。

     

      为了一份提案,花费这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同时还作为院系的教学骨干,真的很奇怪,他怎么有那么多的精力?他笑着摇摇头,“我不知道。”

     

      其实答案在采访时已经透露了:“伟大的动力来自于伟大的目标。”说完这句话时,西拉老师狡黠地笑着问,“你知道这句话是谁说的吗?”我很老实地说不知道。他很得意地说出“斯大林”这个名字,很流利的外语发音。

     

     

     

      2007年是十届政协委员任期的最后一年,很多委员都流露出了不舍的情怀。刘西拉老师认为,人民政协给了他又一个平台,让他去为一些问题呼吁。“我是全国政协委员,我要为国家的利益民族的发展去呼吁,而不是要顾忌某一个单位的利益。”

     

      寄语青年人:

     

      做人,就要有一些和别人不一样。不要因为别人都那样做,你也跟着那样做。这样,就很没有意思了。年轻人,第一,要有目标。“伟大的目标能产生伟大的动力”。人一辈子一定要做一点有意思的事情。只有目标明确了才能集中精力做事情,不要晃来晃去。人生很短,很快,一下子就过去了。第二,要有勇气。做什么事情都要做好,做得和别人不一样,一定不能够应付了事。为了做好事情,就要有超乎寻常的勇气,不怕挫折和艰难。只有这样才能获得别人得不到的东西。第三,要有智慧。包括选择的智慧,确定目标的智慧。要知道什么是适合自己的,什么是自己能够做到的,什么是自己不应该做的。

     

     

     

      两地三昧 ——博士夫妻陈陈与刘西拉的故事

     

      女博士的丈夫认为,自己的妻子不是一个使人惊讶的人物,而是一个有深刻内涵的普通学者、妻子和母亲。这是她平凡中的不凡之处。这个丈夫呢,读者会赞赏他:既是个真正的男子汉,又是深情的丈夫和慈爱的父亲。

     

      家在何方

     

      那个年月,清华园满是大字报的夹墙,地上也散落着大字报的“残肢”。刘西拉和陈陈就是

     

      陈陈与刘西拉踏着这些残纸败页走出夹墙的,身后还不时传来高音喇叭的喧闹声。刘西拉即将去四川成都西南建筑研究所,陈陈分在哈尔滨电机研究所。她身体不好,刘西拉不放心她只身去那里,他们就找到一机部,跟有关部门相商:能照顾夫妻关系吗?有位李工程师接待了他们。提出两个方案:一是同去上海电机厂,刘西拉去基建科工作。二是陈陈也去四川,到德阳电机厂。“德阳离成都多远?”“71公里。”李工程师见他们有些激动了,又说:“将来我们励磁控制的重点就放在四川。”陈陈小声对刘西拉说:“就是四川了。”刘西拉也想:就在四川安家吧。回来的路上,起风了。好冷的天!刘西拉说:要庆祝一下!他们第一次进了“东来顺”,吃了一顿涮羊肉,以作走向生活的典礼。

     

      一代名姝

     

     

     

      陈陈7岁就会弹琴。她是在上海中西附小学会的。进了中西女中(现上海市三中),便是进了钢琴家的摇篮。那里的李明贞老师是留美的钢琴系硕士。6年后,陈陈在上海中学业余艺术团里已是小有名气的钢琴手了。考大学时,陈陈的父亲说:“报音乐吧,走这条路你会有作为的。”

     

      “不,我要学电力。”

     

      陈陈以数理化三个100分夺得华东六省一市理科状元,考进清华电力系。校长蒋南翔派人找她谈话:“你考得好,就到新建的自动控制系吧。”陈陈说:“我还是想学电力。”那时,她憧憬列宁关于苏维埃加电气化的预言。父亲的道路和背影,也常使她沉思。父亲早年毕业于上海交大电力系,后来成为颇有成就的老一辈工程师。在清华,她以24门功课全5分的成绩获优秀毕业生金质奖章,并出色完成了清华电力系研究生学业。大学期间,她还在中央音乐学院业余部钢琴系学习两年。著名的招脆馨教授很赏识陈陈的才气。当陈陈拿到钢琴系文凭时,招教授不免有些惋惜:陈陈没把钢琴作为第一种专业。

     

      机不可失

     

      进了德阳电机厂,陈陈整日在车间当刨工,学非所用。刘西拉意颇不平,鼓动她去报考正在招生的峨影乐团。陈陈心动了:既然第一种才能不能施展了,为什么不用第二种才能为国家作点贡献呢!陈陈来到峨影乐团。考识谱时,她弹了一支莫扎特小提琴协奏曲前奏。主考人又要她弹钢琴陈陈取得硕士学位后,在美国普度大学标志碑前留影 伴奏《红灯记》。她对京剧不熟悉,说“我是不是弹慢些?”其实,主考人早就拍定了:“她这样的水平来了就能工作。”她考上了。她可以定居成都,夫妻团聚,也算是对被迫离开电力业的补偿吧。 乐团通过省委组织部来德阳调人时,陈陈正即将“归口”:有人通知她去设计科报到。陈陈呢?她就像罗盘的指针,轻轻地跳了一下,还是牢牢地指向了“电力”。

     

      后来,他们有了一个儿子。儿子先是跟着陈陈。陈陈不能因为身边有子,就不再去山东、河南、湖北、广西等地的电站搞调试,儿子就被送到南京爷爷奶奶家。一家人“三分天下”,哪里还有家的影子?时间长了,双方领导都看不过眼了。他们说:“一对书呆子,日子怎么过法?”还是往一块凑凑吧。德阳电机厂有个中等技术学校,很欢迎刘西拉来厂任教。成都呢?虽然没有大型电机厂,可是给陈陈安排个地方,还不是小事一桩?刘西拉想了想,“不行。”陈陈几乎没有考虑。他们都把各自的专业看得很重。舍什么也不想舍这个。双方领导只好叹气。有个朋友的爱人却善意地说:“你们是不是疯了?”他们没说话。心想:“文革”都过来了,为什么现在还要牺牲专业呢!

     

      爱有多深

     

      刘西拉9岁开始拉小提琴。考入清华土木系时,他已经拉得很绝了。50年代,他和陈陈都参加了大学生乐团。

     

      1962年初,刘西拉作为清华管弦乐队的首席提琴手,正准备一场独奏音乐会,音乐室请陈陈为他伴奏。这可是个艰巨任务。近两小时的曲目,从贝多芬《春天奏鸣曲》到莫扎特的第五小提琴协奏曲,整整准备了半年多。那时,《北京晚报》关于陈陈获双文凭的报道(本科与钢琴),仍在人们议论中。刘西拉还在大学毕业设计阶段。

     

      每星期六晚上,他们都在音乐室练琴。陈陈强在节奏,刘西拉强在音乐理解,他们配合得很默契。

     

      秋天

     

      1985年陈陈参加美国拉法耶特市交响团建国35周年纪念演出

     

      ,刘西拉到了去向难定的时候了。一是去大庆——这是他的第一志愿。二是留校读研究生。刘西拉把自己的志愿告诉了陈陈。有一个星期六,练完琴,陈陈弹了F大调浪漫曲,问刘西拉怎么理解?刘西拉说:乐曲中间有不安分的情绪。陈陈又让刘西拉唱了一支抒情歌,她伴奏。这天晚上,他们谈了“别的”。这一天是93日。就在这年冬天,刘西拉独奏音乐会演出成功的时候,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就“这么”确定了。

     

      事后,刘西拉问陈陈:“为什么不等我留在清华时,再表明感情呢?”陈陈说:“等你读研究生了再定,感情就没有分量了。”

     

      5年后,他们有意挑选在93日结婚了。三年特例

     

      改革开放后,经国家考选,陈陈作为一机部首批访问学者,赴美留学。访问学者工作结束,她又攻读美国普度大学电气工程博士。每年报考普度研究生的约2000多人,其中1400人集中报考电气工程系,被录取者才几十人。陈陈就是几十人里少有的女性,也是唯一年过40的研究生。其间,刘西拉也来到美国普度攻学位。他们是这所大学里第一对中国大陆来的研究生夫妻。

     

      夫妻俩每天早上吃完面包,带着中午的三明治赶到校园去上课,傍晚才回家做顿中国饭吃。饭后睡“午觉”,晚8点再回普度学到午夜1点。这时才彼此拨通电话:“你那里怎么样了?”然后一路回家。所谓家,只是赁屋而居。

     

      拉法耶特市的冬季很长。到了这个季节,路面积雪不化,他们就推着自行车过“雪地”。沿路的汽车有时会溅得他们一身泥。有时也很危险。有一次气温低得陈陈的手都冻伤了。可是,他们很珍惜这羁旅在外的每一天。不仅为了学有所成,也是他们有家之后在一起生活最长的岁月!后来,他们搬进了“已婚学生公寓”,又成为公寓的第一对中国夫妻。有些朋友对他们说:“好好享受一下吧,何必那么玩命!”还有人出点子:“你们干脆再生一个孩子,能算美国小公民呢!”陈陈就说:“我们是临时观点。”这些朋友到他们的公寓后,才哎呀一声:真是太”临时“了!真是什么也没有。书和资料堆在地上,电视机放在书堆上,床上连罩单也没有……

     

      然而,到了收获的日子却是沉甸甸的。

     

      陈陈仅用3年零3个月就攻下了硕士和博士学位,还获得美国大学妇女联合会国际奖学金(全美660所大学,只有40名获得者)。刘西拉除了硕士、博士学位,还获得了美国土木工程结构最高研究奖——雷曼·瑞斯科学研究奖。此外,陈陈在拉法耶特市交响乐团成立35周年纪念演出时(里根总统特为纪念演出发来贺电)独奏《青年钢琴协奏曲》大获成功!这是美国音乐界第一次演奏中国钢琴协奏曲。美国当地报纸及《人民日报(海外版)》、《人民音乐》、《中央音乐学院学报》都对这场演出作了详尽报道。

     

      相隔更远

     

      上海交大有个范老教授,赴美考察时也设法罗致人才。在普度,他与陈陈长谈后,便恳请她与刘西拉同来上海交大工作。陈陈回国后,交大就正式接纳了她。陈陈看到这里的“自动控制理论”的领域空间很大,急需人,是能源部资助的重点,她就选定交大,落在上海。

     

      不久,刘西拉回国。上海交大当然欢迎他来校工作。只是交大的土木工程系一切皆在草创,他从美国“拿来”的最新知识,怕是不能立即派上用场。刘西拉又到了北京。清华大学也希望他留下,这里的土木工程系有开拓前沿的理想位置。他的事业就在这里,这很清楚。可是,他们的家又安在哪儿呢?

     

      刘西拉独自徘徊在清华园的林荫道上。他的思绪仿佛沿着这条小路伸展得很远。他是从清华出去的,走了很大的一个圈儿,又回到了清华。18年前,他和陈陈没出校门就选择了两地生活。18年后,双双留美归来,理应选择一个合适点,怎么还是这步棋?

     

      刘西拉又来到上海。陈陈很高兴他在清华找到了理想位置。她说:“夫妻俩就是整天呆在一起,又有什么意思?像树洞里的一对蘑菇?你看我,我看你,还不得看傻了!现在,我们这个岁数还不是很大,需要我们做的事情还相当多。我们还是走老路吧!

     

      在地域上他们相隔得更远了。

     

      几年过去了,刘西拉在清华成了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土木工程学会理事、国际桥梁与结构工程学会第六工程委员会委员,以及国家教委科技委土、建、水学科组成员。他还先后带出5个博士和12个硕士生。他的学术论文多次在中外重要刊物发表。他还被邀请去美国、德国、意大利、苏联、日本等国进行讲学和文化交流活动,引起了中外土木工程界越来越多的重视。

     

      陈陈也成了知名学者与教授。她先后帮助别的教授带出两个博士和5个硕士生。其中一名博士获1988年全国青年优秀科技奖,27岁就被提拔为上海交大最年轻的副教授。陈陈除了在交大讲授“自动控制理论”、“计算机科学”及“线性规划”、“运筹学基础”等,还时常被清华大学邀请授课、带研究生,因英语是她的拿手戏,她还常替交大某些外语教师代课。

     

      孩子问题

     

     

     

      他们的孩子很小时,爷爷奶奶带过。上幼儿园时回到陈陈身边。有一天,孩子说:阿姨带大家跳沟玩,我不敢。陈陈说:“妈妈现在就教你!”她领孩子到屋外,找到小沟,自己先跳,然后鼓励孩子跳过去。她已经意识到:孩子跟着老人难免有些内向和胆怯。还有一次,孩子练钢琴,学弹《红色娘子军》选曲,中途不想弹了。陈陈很严厉:“要弹完!”孩子咬牙弹了,她才说:“从小就要有做事完整的习惯。”

     

      孩子也不容易,生不逢时。她怀胎5个月了,还在哈尔滨出差。一天夜里,路黑,她磕磕绊绊地走着。忽然,一脚踏空,身子趔趄着栽进人防沟里。她忘记了疼痛往上爬,心里不停地默念:“千万别摔坏了我的孩子!

     

      孩子就要降生了。陈陈的父亲却在上海去世!刘西拉瞒着她,写信说“父安好”,又写信劝慰陈母“节哀保重”。他做梦也没想到,陈陈接到的信却是他写给母亲的一封(错装)!她永远也见不到父亲了!父亲是含冤离开这个世界的。她多想大哭一场!她却一滴泪也没掉。她静静地挨着,日夜等着小生命平安降生。

     

      她常想:儿子应该得到更多的爱护与培养。但她又不能不接触大江南北的大电厂、电站,儿子跟着她也受罪。那天夜里,她去试验室加班,儿子醒了,光着小脚跑到楼道里大声哭叫。

     

      后来,她要出国留学了。她对儿子说:“妈妈要出国了。”“你又不管我了!”她只好说,“就两年,学完就回来。”结果,两年后她又开始攻读学位。那时,她最揪心的就是儿子。5年过去了,她深感忧虑的问题真的发生了:儿子闪动着一双懵懵懂懂的眼睛。那神态像是藏着什么陌生的东西,又像是某种看不见的缺陷。陈陈心里很不是滋味儿。儿子说:“我想干警察,好去管别人。”又说:“干脆当替身吧,可以挣大钱呢。”再说就是怨气了。怨父母都是博士,怨自己学习不行,在普通中学都不如别人。还说:“连业余爱好也没有。真没意思!

     

      陈陈望着儿子,心都收紧了!“孩子可不能成为社会的废品!”“养一盆花错过时机可就完了!”她甚至想到“救救孩子!

     

      她的事业确定后,陈陈把儿子从南京接到了上海。她边带研究生,边“治理”儿子。她很清楚:打捞这条小沉船,她不及中学老师在行。她就走访他们,尊重他们的意见。作为母亲,她更习惯无形的影响。刘西拉每到上海出差,也要研究儿子的“症结”。还叫醒儿子早起跑步,以此锻炼他的意志与增强他的信心。

     

      1986年,清华大学借调陈陈来京,儿子也随之转到北京。学习不行的阴影依然笼罩着他。刘西拉鼓励他:勇敢地前进,赶上去。陈陈则是具体要求:“每一步都必须仔细。”有一次,儿子拿回一张分数不高的考卷,陈陈就端坐桌前,盯着卷子看,纹丝不动。她整整看了一个晚上!过后才说:“题做错了,不等于你不好。学习习惯是个大问题。习惯不好,错误就多,就容易失掉自己的信心。”

     

      1988年,儿子以高分考进上海交大自动控制系后,变化更大了。几年来,他每天晚上都在自己的书屋——“封闭阳台”里用功,陈陈在里屋研读。见母亲读到午夜1点,他就读到1点,仿佛暗中和母亲比试着什么。

     

      人生感言

     

      至今,刘西拉还在清华,陈陈还在上海交大,儿子还在读书。今年春天,他们从北京启程,初一早上赶到南京——拜见刘西拉父母。然后又去上海和儿子团聚——儿子正备考研究生。

     

      除夕夜,刘西拉与陈陈是在南去的列车上度过的。空荡荡的车厢,夫妻对坐,似乎是别有一番滋味……

     

      其实,他们生活得很开心。陈陈就从来不喜欢悲伤。她喜欢什么呢?在某些女强人认为不可解的丈夫、子女、事业三大难题中,她选择“哪个问题也不能降低标准”的解决方案,并有满意的解。她不太赞成以牺牲家庭和子女为代价,取得事业成功的做法。

     

      她还喜欢居里夫人和莫扎特。

     

      刘西拉则显得更富于热情和浪漫气息。对于“两地春秋”,他说过:没有业务,没有可以发挥能力的工作,家庭又有什么更多的乐趣?至于总有表示不理解的人,他认为:也许因为把家庭和事业想得太深,才使人难以理解吧。还说:我们这个家如放在另外的坐标里(指过去和现在仍因三线建设分居的人们),也就不算什么了。

     

      有一次,有位研究固体力学的美国教授访问清华大学。他和刘西拉交谈时,提到他是希腊人,在美国西部工作,每年还有半年时间在雅典搞研究。他的妻子呢?却在美国东部工作。刘西拉会意地笑了。他有些优雅地说:“我比你简单,一个北京,一个上海。当然,最终我们会在一起的。不过,那要等到我们都干不动的时候。”美国人连连点头。

     

      应该说,刘西拉与陈陈一家的确很幸福。他们是千千万万个幸福家庭中的一个。当然,这样的家庭模式也毕竟很别致,也许人们会有不同的理解。

     

      一天晚上,刘西拉和陈陈通长途电话时,提到了莫扎特,刘西拉有感。独自小饮后,便写了短信给笔者。以评说陈陈其人。

     

      现将短简转录于兹,作为对陈陈以及这个家庭的参考和理解吧。

     

      我想“追求”这个名字可能比较好。

     

      追求,她一直都在执著地追求,追求一种理想的完美,一种完美的理想。在这种追求中,渗透了她对祖国的责任,也渗透了妻子和母亲的责任心。

     

      她朴实无华,从不盛气凌人;但真正了解她的人都深知她深厚的功底和严谨的作风。

     

      她能承受各种挫折和打击以至干扰,集中精力默默地奉献,尽情地享受着努力得来的成果给她带来的最大愉快。

     

      她的生活正如莫扎特音乐,节奏严格,不太强烈的强弱对比,在清新、优美和不太复杂的旋律中,渗透着深刻的意境,那就是对美好事物的积极追求和一种乐观的情绪。

     

      我想,这是我对她的评价。如果有可能,可以做为你文章的素材。总之,不要把她写成一个使人惊讶的人物。而应该写成一个有深刻内涵的普通学者,妻子和母亲。这正是她平凡中的不凡之处。